中国智能制造专家英诺维盛赵敏总经理认为，对工4持不同意见的人大有人在。究竟是不是一场工业革命，既要看最后的结果，也要看显露的端倪。前面发生的历次工业革命，都不是曾经的当代人给出的结论。革命，需要找到一个断代的根据，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并且这样的事件在各行各业普遍发生了。赵总强调，一定是先有技术的变化，形成了全新的生产力。然后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没有生产关系的革命，不是真正的工业革命。如果只有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飞跃，只能是算作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应该是数字化，起始于PLC及各个方面的数码产品的兴起。数字化的结果是诞生了互联网，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包括生产关系的变化。
赵总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就是要把信息领域里面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的先进技术，以CPS(赛博物理系统)等数字化智能体的形式，扩展、融入到其他的领域特别是工业领域，形成制造领域的智能技术与信息领域的智能技术的全面融合发展，推动整个产业走向智能，最终导致以智能化为标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爆发。
PLCopen中国名誉主席彭喻教授则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从某种角度也有一定道理。德国人在论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明确认为工业自动化(以PLC，机器人，数控机床为代表)是工3.0的通用技术GPT。这一论断很有道理。仔细想想，这些技术不是和机械动力和电气技术一直到今天，也一定会在今后对工业发展，并通过工业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的支撑和推动吗?依次推理，以ICT技术作为工4.0的GPT也未尝不可。技术是继承和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机械动力，电气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和ICT信息、通信、工业工程技术的深度融合、嵌入、渗透，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必将继续推动工业发展。
壳牌下游新业务发展总经理吴庆乐则提出来不同的看法。关于产业革命划分，可以从几个不同多角度看。一是从能源领域看，经历了从薪柴、煤炭、油气、可再生低碳能源(核能)，也就是从低碳到高碳最终回归低碳的过程;二是从生产方式，则经历了从分散、集中、世界工厂再到分散的过程。因此吴总认为，工业4.0是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以及之后的互联网(物联网)、3D打印及人工智能等进一步发展。就这个角度而言，工业4.0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这种观点并不是少数。中航国际航空发展高级专务杨春生认为，谈到工业革命，真正推动社会变化和世界改观的革命迄今是三次：一次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革命，以力量和距离为坐标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形态;第二次是电力的发明与应用，把能源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创造出来并迅捷地送往任何角落，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三次革命应该是电子计算机以及随后的互联网的创造为代表，不仅代替了人类的许多智能和体力活动，而且用网络把指令和数据即时地输送到各个角落的终端上。从广义上讲，这次革命似乎更长，正在从简单的运算和命令过渡到复杂的智力交流和数据处理，从机机互联、互通进入到机机/人机互感、互知直到互动，正在把人类原始的智能资源与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真正的互融、互信、互应，这一过程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工业手段创造生命将会是这一阶段一个标志性的高度，必将对社会和人类文明产生深刻的革命;要说第四次革命，其实也是与前三次有关联的深化，就是在能源再生和能量高度浓缩、便捷储存传输的进展，这不仅是对工业的革命，更是对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文明的创新发展。
而来自航天院的孙胜凯先生认为，从物质，能量，信息三个基本要素来说，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能源动力的变革，未来革命的可能性，既有可能出现在新物质的突破，也可能是建立一个虚拟(信息)世界的突破。而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未来的革命应该是集群突破，不太可能再是单一的GPT(通用技术)了，会同时包含材料、生物、量子等技术。
国家营销论
显然，大家都能真实地感受到工业4.0的巨大冲击力：这个概念，显然成功地引爆了工业能量。
一些读者提出“国家营销”的概念，认为工业4.0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营销”。所谓的国家营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国家提出一个理念级的概念，向其它国家推荐，然后各部门研究机构开始从各自细节描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企业则开始推销产品技术打上统一的LOGO，这次是“Industry 4.0”。这是一个需要大格局而又细致入微的系统工程能力。现在，讨论最热烈的是中国人，但最得实利的是德国人：因为按照国家营销的推进，现在应该进入工业4.0项目采购阶段了。
国家营销其实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很常见的手法。美国“碳排放”作为“国家营销”战略案例的演进路线，就已经被深度地分析过。国家营销就是体现系统工程能力差异的典范：大到顶层理念设计，统一的思想，可实现的技术，路线完整的推进计划，小到细微的执行设计、引发争论的潜在可控性。美国人的电影、IT产业推进、移动互联、军事科技都是很好的例子。
国家营销需要站在与全人类谋福利的角度，着眼于大格局。这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富于启发的话题，中国现在仍然停留在卖产品的角度。例如高铁，可能就需要提高格局，采用国家级别的营销战略走出去。
也有人认为，“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种误解而且很广泛，德国人的确做得一手好营销。但也应该看到，德国举国上下已经逐渐在形成与工4相配套的体系了，包括国家政策、大企业的广告效应、协会组织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教育体制等等。
中国官方语境
刘天喜博士非常完整地综述了各国流派，明确地分析了各个说法的边界。今年发改委牵头的中德发展论坛的主题用的是“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西门子大量使用数字化这个概念，这也和年初德国发布数字化进程战略相呼应。同时，在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龙头GE，也在宣扬和强化其数字双胞胎的理念和计划，但并没采用工业4.0的提法。而中国在制造强国和中国制造2025中，强调的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从目前来看，这些表述基本是准确的。但是从实践和媒体传播效果来看，由于缺少一体化的概念，传播力度仍然还需要加强。
谈到此次达沃斯论坛的主题“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时，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石勇副院长感觉也很突兀，认为和国内的提法不一致。官方文件和报道，统一说法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般不讲第三次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提出后，中国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研讨，认为现在的技术还是上世纪50年代信息，量子技术的延伸，材料，生物等科技革命还不足以引发产业革命，还处于变革过程。
工业4.0北京研究会秘书长、人民邮电报社要闻部副主任胡虎认为，中国官方语境始终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提法，非常科学。科技领域的创新已经足以称之为革命，而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是否发生，对其持慎重态度。新科技革命是与上一轮以数字化、互联网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相对应的。而产业变革是对工业4.0等创新现象的精准定位。
实际上，笔者发现，李克强总理6.28日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的时候，采用的说法是“转型需要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倒真的很像是瑞士人施瓦布主席所设立一个主题“坑”。而中国官方，似乎已经决意绕开这个坑。
选择性学习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张贝克教授认为，德国的工业4.0是在对其自身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背后则是对于制造业中人机关系、制造业的变化趋势的思考，并不是靠某一两项具体技术来标识。德国的思维方式是根据过去来预测全球的未来以及德国的定位，所以4.0必然是为其自己量身打造的。
有些专家则客观地表示，工业4.0是德国人根据自己的社会背景、工业基础，描述的工业发展愿景，也就是说是德国工业蓝图。对中国人，这只能是一个选择性学习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来看，工4似乎只是代表一个符号了，代表转型，创新，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中德政府双方，似乎都需要这个符号。
西门子内部也有人指出，按照之前的数十个或大或小的数字化工厂案例总结，这是一种管理演进与技术升级，以达到缩短各环节周期、提升产品质量一致性、追求制造中的柔性、成本持续优化的目的。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本质还是基于企业对产品和工艺的深度理解，基于自动化与信息化的技术实现企业在研发、制造、服务等方面的运营提升，CPS只是帽子，智能只是衣服，基于数字化环境下的适合企业自身的新运营方式与流程才是核心气质。
显然，中国有中国的需要，德国有德国的诉求。更应关注的是，我国工业升级和转型的实际需求和合适的模式与路径。工业4.0 、工业互联网都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与先进制造业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中国制造的做大做强提供了一种参照和追赶的目标，保持了与主流制造业的同步前进，因此无论是4.0或5.0，仍不乏其积极导向作用。
尾 记
革命是否已经发生，似乎并不能由我们身处时代的人去近距离定义。赵总指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代际切换，实际上都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间。例外，汽车出现了二十多年之后，城市里的马车才逐渐消亡的。而且，当时的很多法律还都对汽车加以了不合理的限制：例如，美国有一个州当时就立法：在汽车前面，必须有一个人拿着铃铛领跑，否则违法：因为马上上有铃铛，有声音，有吆喝。而汽车没有。用马车的思维来约束汽车，这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但是在当时，美国政府官员和律师们，就是看待新生事物汽车的。
以史为鉴，或可成为我们研判未来的破局之法。